安博体育游戏

　　通常而言，这些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美国学生存在一些共性。例如，在2024年春季的一门课上，笔者的一名学生就坚持声称“中国抢走工作机会”，并不断暗示自己来自（位于“铁锈带”的）俄亥俄州辛辛那提，是“中国”的受害者。这名学生除了热衷于论证“中国抢走工作机会”以外，拒绝完成其他作业，几经提醒仍然不改。另一名来自“铁锈带”小镇的学生在东亚现代史课的作业中称，中国不是他喜欢的国家，对他自认为最喜欢的日本则只会机械地重复几部流行日剧的名字，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深入分析和表达观点的学术能力。这些学生的另一共性就是偏执地强调他们对中国的“恐惧”和“焦虑”。相较而言，学习能力较强的美国学生，基本都能理性地看待中国，并进行具有学术水准的分析。

　　20世纪的西方社会进步，某种程度上体现在对待弱者从过去的抛弃和鄙夷发展为给予一定的制度性托底和保护。可一旦“铁锈带”的不少白人男性开始认识到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自己不再是强势群体，而是被弱化和边缘化的，他们遭受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遑论其福利制度还“不如加拿大”。在线年代，一个蓝领男性在外工作就可以养活全家，使全家过上有房、有车、有至少两个孩子的中产生活，实现所谓“美国梦”。事实上，“美国梦”本身就是一个冷战宣传机器制造出来的迷梦，脆弱得经不起经济危机、通货膨胀，以及前面提及的全球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国内经济地理重新布局等的冲击。然而问题在于，美国“铁锈带”民众相信“美国梦”，这造成他们对薪水优厚的“大公司”的强烈依赖，而认知局限使他们无法认识到正是这些“大公司”抛弃了他们。

　　这种对资本主义公司体制的依赖，以及美国当代文化中缺少小商业、缺少个人创业动力的传统结合在一起，使得不少“铁锈带”白人民众如今对改善自身处境备感无力。笔者往返中国大陆、台湾，也到过美国很多州的都市和小镇，一个明显感受是：当中国大陆和台湾在经历产业迭代的阵痛后，可以把一些废弃的工厂车间改造成文创园区、体育运动基地、商业中心，人们也会通过开网约车、投身直播、开网店等积极自救的时候，身处美国“铁锈带”的那些失意者并没有个体性地介入到存在社会需求的服务业，也没有学习新技能。他们除了依赖酒精和毒品、制造对外部的恐惧和焦虑以外，只能寄望某个总统改变自身命运。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大选的本质就是大量无力自救的美国人把改变的心理寄托在总统候选人身上。因此，当代美国的制度和文化造成大量“铁锈带”民众的惰性和依赖性，尤其是在和积极进取的东亚文化进行对比观察时，这种美式消极和怠惰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