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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年多的研究背后是中国范式原创研究智库拓维智库暨首都高校博士团的20年智库观察（1996年~2022年）。1996年笔者到泉州与晋江参加“三王入闽1111周年座谈会”调研，迄今笔者及团队已经对福建、泉州乃至晋江跟踪调研了26年。在闽数任省领导的支持下，我们进行了八次省内外大型调研，晋江几乎每次都是必到之地。作为专注于顶层设计研究的“中国顶层智库”与“中国范式原创研究智库”，通过人类新文明、中国大转型、“一带一路”与祖国统一等诸多维度，长三角、珠三角与闽三角等区域对比，全国、福建、泉州、晋江等纵深研究，国家战略、区域规划、县域经济、行业生态与企业个案等研究方向，以及研究者、观察者、参与者与体验者等多个视角，为研究“晋江经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譬如，作为海峡战略和晋江模式的早期研究者，笔者于2000年全国两会期间创作了《闽南民营企业文化范式的现代转换》，并于同年6月赴晋江调研，这为日后20多年来持续观察闽南经济、进行海峡战略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基础和“两个一公里”的方法论示范；2003年“首都高校赴闽博士团”中的几场“博士”和“博土”的对话，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晋江企业家“北大清华总裁班”等的成功组织。

　　晋江是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史的鲜活注脚，晋江也不啻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县域样本。这是首都高校博士团20年赴闽调研十下晋江得出的结论。晋江曾像全国的很多县市一样落后。而在1985年晋江假药案之前，晋江县政府采取的是积极的不干预政策（1980年，晋江县委在福建第一个出台“五个允许”的，即允许集资办企、雇工、股金分红、价格随行就市、供销人员按供销额提取业务费）。假药案后，晋江当地政府开始建设“有限-有为政府”，在质量立市（1995年）、品牌立市（1998年）、资本兴市（2001年）、城市改造（2010年）等过程中，处处可以看到政府积极引导的身影。2002年，以晋江慈善总会的成立为标志，晋江的社会力量开始兴起，形成了“不要面子要里子，不比排场比慈善”的新风尚。2021年底，晋江开始探索“共同富裕县域范例”。

　　在“晋江经验”的调研中，我们深深地认识到：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对各种创新即时运用并转化为效益，企业始终站在创新的第一线。我们在对安踏、恒安这些晋江头部企业的调研中，感受尤其深刻。晋江这二十年的高速持续发展正是其积极践行习经济思想的结果。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20年前撰写的《晋江经验》一文里的“六个始终坚持”中“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演化为十八届三中全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一锤定音”的重要国家决策，其本身就是习经济思想的重要体现。可以说，习经济思想中的“七个坚持”，有很多内容皆脱胎于他20年前的“六个始终坚持”，只是平台不一样，范围不一样，高度不一样。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从施永康开始的连续几届晋江主官都敢想敢干，他们有大格局，营造并强化了当地良好的政治生态。记得2003至2010年的几次首都高校赴闽博士团至晋江调研时，当时的几任晋江主官都诙谐对时任博士团团长的笔者说：“王毅院长，您是我们晋江和福建的贵人，您每年都会给我们带来数场‘博士’和‘博土’的丰盛对话。如果说我们和晋江的企业家是‘博土’的话，那么您就是‘博工’，几乎每年都带来一些首都优秀的‘博士’来福建及晋江给我们政府和企业传经送宝”。这种良好的政治生态极大地优化了当地和谐的政商关系。而“爱拼才会赢”则是晋江的精神基因。晋江企业又有专注于实业的工匠精神。再加上晋江打造品牌和鼓励企业上市，这五个因素使晋江能够取得持续的辉煌。晋江的发展，可谓是每一步都踩在了点上，从“三闲”起步、“三来一补”过渡、“三资”企业迈大步，再到“质量立市”、“品牌立市”、“资本兴市”，到“城市化改造”等再到“先进制造业立市、高新产业强市、现代服务业兴市”的新实体经济发展思路等，晋江的每一步都走得很坚实。

　　从区域生态系统的角度，晋江“五元治理”的要素都很齐备，在党领导下，政府、市场和社会通力合作而“为人民服务”。晋江发展是“从上而下”政府引导与“从下到上”创富冲动的结合；“企业自发聚集—政府适时引领—制度创新推进—品牌资本联动—区域和谐发展”（吴乐进，2020）。晋江政府是“有限—有为型政府”，坚持“四到”“四办”，即“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说到做到，服务周到”和“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政府扮演好三种角色，即“引路人”、“推车手”和“服务员”。“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晋江是内源式发展的“草根经济”“民本经济”，晋江民间有着旺盛的创业激情，“宁可睡地板也要当老板”；如改革开放初“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与“不夜城”、“白+黑”的高速运转。

　　对实业的坚守。2017年习曾说：“一个国家一定要有正确的战略选择，我国是个大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平，不能脱实向虚。”实业强则经济强，实业稳则国家稳。晋江的发展起步于实体经济，兴盛于实体经济，在一些传统行业不景气时没有轻易放弃，几十年坚守“服装、制鞋、食品、纸制品、医药、轻工”等实体行业，并不断推进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创造了“晋江奇迹”，也成为中国实体经济坚守者中的典型代表。像恒安、安踏等30多年坚守实业不动摇，发展成为国内行业的“领头羊”。被誉为“八闽大地拓荒牛”的凤竹集团陈澄清也是30多年专注于纺织染整业。在央视讲“一个土豆的故事”的盼盼集团蔡金垵20多年都在食品行业里摸爬滚打，兴业皮革30年聚焦于皮革领域，已有40多年历史的劲霸公司创始人洪肇明的人生座右铭是：“一个人一辈子能把一件事做好就不得了”。

　　对相关情怀的坚守。泉州是“世界宗教博物馆”，佛教、道教、教、天主教、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在这里和谐共存；南宋大理学家朱熹曾发出“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的赞叹。晋江又有“泉南佛国”、“海滨邹鲁”的美誉。很多宗教文化有利于企业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如凤竹集团陈澄清说，他十几岁时路过的一个小庙时，门楹上的一句话“心正胜佛”是他毕生的座右铭，这种朴素的宗教情怀正是凤竹能行稳致远的线.晋江企业的“变易”体现为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晋江企业这些年经历了产品经营、技术经营、品牌经营、资本经营和文化经营等阶段。在安踏三十周年的时候，只做“一双鞋、一件衣服”的安踏董事局主席丁志忠总结了过去30年做过的五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做品牌；转型上市；牵手奥运，做中国体育坚定的支持者；2009年，收购FILA，开启多品牌之路；2019年，收购亚玛芬，开启全球化。这五个战略决策都是与时俱进的体现。也如盼盼食品不断研发新品，靠多品类布局打造百亿食品王国等。

　　2021年7月，“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宋元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对线世纪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中高度繁荣的商贸中心之一，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通商贸易关系，泉州刺桐港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呈现“市井十洲人”、“涨潮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认为泉州港比西方同时期的亚历山大港都要繁华很多。这种“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独特经历使泉州提早进行了各种多元文化之间的汇聚融合碰撞交流嬗变演进的整个过程。而世界范围内因互联网等连接而导致的各种文化的剧烈冲突与碰撞等才刚刚开始。作为联合国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与全国首个“东亚文化之都”，“世遗之城”泉州是人类新文明多元融合的历史先声与早期样本。

　　闽南文化发源于福建泉州地区，逐步向漳州地区、潮汕地区和雷州半岛、台湾地区及海南地区扩展，影响遍及东南亚乃至全球。拓维智库认为闽南文化是“入海口”的“冲积平原文化”。“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闽道更比蜀道难”，这里像一个冲积平原一样，进来的东西出不去，也不易受到战乱的破坏。从“三王入闽”以来，把“最中原”的东西保存了下来，闽南话被称为是“中国古代汉语的活化石”；同时这里又临海，有曾经的“东方第一大港”的特殊区位与“涨潮声中万国商”的繁荣过往；而闽越文化的古朴与尚武也潜藏在闽南人的文化性格之中。笔者在20多年前将闽南文化概括为“闽越文化的古代遗存、中原文化的现代传承和海洋文化的当代整合”。闽越文化给予晋江“野蛮生长”的原始力量与旺盛的争强好胜的男性荷尔蒙；中原文化给予晋江一种家族团结的基因与内在的“直道而行”的战略定力；海洋文化则给晋江彪悍决绝的气质、“爱拼才会赢”的拼搏精神与和陌生人合作的契约精神。

　　闽南文化有“宁为鸡头不为凤尾”、“见神就拜”、“家族团结”等特性。这里最为传统，传统农业社会的陪嫁习俗至今仍在闽南流行；这里又最为现代，通过华侨等有便利的信息通道与迅速的信息捕捉能力。每个闽南人都是一个矛盾综合体，保守与创新、精明与仗义、尚武与文雅等都合为一体。20世纪美国著名作家F.S.菲茨杰拉德说：“测验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乘，只看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于其处世行事。”而闽南文化的多元性使其具有容纳两种相反思想的张力，这也就是“晋江经验”为什么能够成功的基础；晋江人能把“守正”和“创新”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东西结合起来，晋江板块才具有对抗时间的持久性。而现在造成人类种种危机的总根源正是“执其一端”、非此即彼的单极思维与二元对立思维；在西方思维方式之中，物质与精神、东方与西方、个人与集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总是在对立之中；西方“终结思维”就是典型的单极思维，这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冷战与对抗。而中国自古以来就主张“执两用中”、“中庸之道”；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这种容纳相反思想的文化正是人类新文明的方向所在。

　　晋江至今仍是个传统宗亲社会。在别的地方，大家族基本已解体，回归到了最小的几口之家的家庭单元。但很奇怪的是，在闽南，大家依然会有很强的家族归属感，家族内互帮互助是种常态。可能是因为“衣冠南渡”一路筚路蓝缕的艰辛，使这里的人更加抱团。闽南人既善于在家族内部分工协作；也善于和家族外的人股份合作等，这无疑是海洋文化所赋予他们的。晋江商人把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各种纽带发挥地淋漓尽致。闽南文化的多元性使之具有融合中西文化优点的特性，使其更善于合作，这才有晋江民企“生态系统”的集合优势。“在一起，更出彩”，合作正是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的秘密，紧密合作的范围越大，取得的成功往往也越大。创建与维修经费都是募化而来的安平桥；“全国唯一一个捐出来的机场”晋江国际机场；2017年成功申办“第18届世界中会”等，处处可见晋江人“坐船爱船走”的团结合作。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但晋江企业家有个特点就是不互相诋毁不互相拆台且还能抱团打天下，这与其背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多元文化濡养有关。同时，闽南文化很包容，其突出表现在对“新晋江人”的接纳上；晋江市以“户籍全面放开”，实现外来人口“零障碍”落户。闽南文化除了爱拼会赢、“逢一必夺”，还有对失败的包容，“输赢笑笑、欢喜就好”“输人不输阵”，这使晋江人能放开手脚，“不成功便成仁”地背水一战。

　　晋江的发展既有偶然又有必然。其背后有深刻的人文地理学的要素，又有时代所赋予的种种机遇以及关键人物、关键事件的带动，还有区域恶劣生存环境所带来的整体的“悲愤之心”与具有“补偿效应”的非凡创富冲动。从“三王入闽”、“衣冠南渡”开始，这段传奇就开始奠基；从“涨潮声中万国商”的宋元商贸中心“东方第一大港”开始，这段传奇的多元文化基础已悄然打下；后面经历了漫长历史时间的沉淀与嬗变，形成了开放包容、执两用中的区域智慧；后来，“十户人家九户侨”、漂洋过海“下南洋”找寻生存之路又给这段传奇埋下了外部的助力与现实的基础；“土地的贫瘠与生计的艰难”给这片土地的人们一种“不平则鸣”的巨大爆发力；偏于一隅的区位使这里有经济领域“边缘革命”的机会，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九州之时，千年的、百年的、几十年的要素突然之间被激活和点燃了，晋江的整体生命力蓬勃而出，成为中国东南区域经济发展的一支雄师与劲旅、一支鲜艳夺目经久不衰的“改革开放”之花。这是政商各界以及人民群众共同缔造的时代故事、时代传奇、时代赞歌。在费孝通、陆学艺等老一辈学者以及后辈学者的总结宣传下，“晋江经验”的成果被巩固放大并获取了更多的政策利好。但这又有偶然性。若当初晋江的前几任主官畏畏缩缩、裹步不前、只想混日子做“太平官”，若当初陈埭镇的林秋土做的不是鞋，若当初安踏没有开启“明星+广告”的模式，也许晋江就是另外一个走向与局面。这些可以解释为什么别的同属闽南文化板块的区域没有成为晋江的原因。

　　晋江无疑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典型。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由中宣部组织的“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组织采访活动第一站到深圳，第二站就来到了晋江。如果说以前晋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闪亮注脚与精彩样本，是时代的一匹黑马和一个惊喜的话，那么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的时代主题面前，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塑期，以晋江为区域核心的闽南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区域使命。这种与国家民族相连的区域使命会给晋江这样的一个商业文化之地注入“家国情怀之魂”，从而化作区域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现在晋江企业家内心多少都有“做世界第一等”的冲动与诉求，而这种动力要持久生根需要区域所参与的“时代宏大叙事”。使命成就辉煌，荣誉见证担当，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晋江板块有望实现“正向更替”，这是晋江可以进行更高层面顶层设计的基础。晋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都已有相当基础且比较均衡。晋江“藏富于民”，经济活跃，有实力进行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做出全覆盖的保障。晋江人普遍获得感比较强。且晋江慈善素有盛名且已形成风尚，故也有条件利用华侨与晋江企业家的反哺进行“第三次分配”。晋江企业家已经兴起了以慈善捐款来庆祝红白喜事的新风尚，形成了“不重面子重里子，不讲排场讲慈善”的民间慈善事业“晋江样本”。晋江现在已经到了全面突破的当口。2022年第7期《求是》杂志刊发福建省委书记尹力的署名文章《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晋江作为“福建第一县”，要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福建篇章中的晋江样本。而晋江的背后闽南文化多元融合的智慧本来就是中国“执两用中”、“和合共生”的系统思维的一个范例，是中国道路背后的“中国范式”的有机组成，这对于人类新文明是有启示意义的。总之，在持续繁荣几十年之后，晋江应该成为县域“五位一体”发展的全面示范，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县域样本、两岸制度融合先导区、人类新文明文化实践基地”。

　　我们欣喜地发现，这种蜕变已在悄然发生了，我们在与晋江板块领军企业老板的交流中，明显地看到了他们的“净化”与“进化”。丁氏家族2021年12月捐赠100亿的现金和股票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别的大企业老板也开始具备了“天下”与“家国”的格局。而区域使命会促进闽南企业家群体的进一步觉醒。人是意义的动物，哲学家尼采曾说到：“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县域样本、两岸制度融合先导区与人类新文明文化实践基地”会给这个区域注入新的活的灵魂，将晋江命运更深地与时代命运相连，晋江板块也会因为这种历史担当而实现质的突变。如果晋江企业家能够进行整体升华，那么可以预计晋江板块将有更多的企业从优秀到卓越、跻身“国家队”与“世界一等”，并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起到很强的示范作用，为中国的“社会重建与道德重塑”贡献重要力量；同时也会推进晋江“共同富裕县域范例”的建设，促进晋江整体进步。台湾应该从闽南文化的肥沃与辉煌中汲取文化自信；而闽南文化的扬弃与更新或许也会带动台湾文化的更新，使台湾民众更有“大局意识”与“家国情怀”，摈弃“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岛民心态，从而为台海和平统一进行“心理”铺路。

　　“晋江经验”提出二十年了。未来，我们要从经济发展的“晋江经验”延展到县域综合治理的新“晋江经验”。纵观国内外经济发展态势，中国将迈入数字化、生态化、集群化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深度融合的“七化融合”新阶段；晋江也面临“再工业化”、“再城市化”、“再国际化”和“再现代化”的挑战。“未来30年的发展牵扯到一个理想社会模型。未来30年，中国社会应该是‘三重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和人和谐、人与自身和谐）与‘五位一体’（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同时也实现了‘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把这样的社会简称为‘三和五治’社会。”（王毅，2016）。未来晋江要成为“三和五治”社会的县域标杆与“五元治理模型”的县域样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有机社会”建设，打造和谐的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晋江要在框架式顶层设计下进行多元创新。

　　晋江现在正在探路“共同富裕县域范例”。在经济领域，晋江现在的着力点是大抓集群赋能、科技赋能、品牌赋能、资本赋能、营商环境赋能，加快构建“4341”现代产业体系，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中心；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主动融入闽西南和泉州环湾区域协同发展，加快建设国际化创新型品质城市。在社会领域，福建省委常委、泉州市委刘建洋书记正在全市范围内推广“1+6+X”的“党建+邻里中心”社区治理服务模式，打造“15分钟邻里服务圈”；我们建议在传统的“网格制管理”与“党建+邻里中心”的基础上，推进“单元化联户共享共建工程”，发挥老百姓自己的力量而促进基层自治，打通“最后一公里”。在政府领域，我们建议利用移动互联网等手段，进行“政府业务流程再造”，推进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监督、精准管理的“精准为人民服务”。总之是全面推进县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这是晋江这样一个爱吃菜粿、海蛎煎和土笋冻的“爱拼”闽南少年逆风飞扬、向阳而生、由穷而富及贵的故事。晋江的故事是春风的故事，是生命的故事、是奋斗的故事、是反哺的故事，是合作的故事，是历史的故事，是时代的故事，也是未来的故事。在调研中，我们又一次深深地爱上了斯土斯民。“个个猛”“睡不着的晋江人”活得恣意畅快，他们具有“向死而生”的生命热情，像尼采笔下的向日葵，把自己活成了地上的太阳，活成了明亮的光。他们敢于“吹牛”做梦，更敢于把自己像子弹一样朝着梦想不顾一切、凝神聚力地“发射”出去，冒着下地狱的危险而奔向天堂。他们“一腔孤勇”、他们“背水一战”、他们“彪悍决绝”、他们“一生悬命”。他们懂得奋斗，他们更懂得爱。他们“抱团发展”、他们“回报乡梓”、他们“热心慈善”、他们“赴义若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