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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5月31日，习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在国际传播工作中要着力提高“五力”，即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其中包含形式上创新话语和增强叙事感召力，以及内在提升中国国际线]。作为多元主体国际传播的资源，中华文化如何面对当今历史发展进程和国际形势，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赋予传统文化以现代价值，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中华文化传播格局，成为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的重要议题。因此，分析当前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现实形势和发展困境，研究主流媒体开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目标理念、内容载体、传播渠道以及受众心理的新思维和新路径，可以有力破除“”“文明冲突论”等不利舆论，展现深植于中华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的哲学，为增强文化感召力、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新的思路。

　　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ois Jullien）是法国哲学家和汉学家，是研究文化间性的代表人物，他在《间距与之间：论中国与欧洲思想之间的哲学策略》中曾阐述“间距”与“之间”的概念。他认为探索间距（écart）意在遇见外在文化之际，与已建立的思维保持距离并探索其他思想资源，藉由距离产生彼此端视的张力，从而超越本体论和二元思维。[14]朱利安和马丁·布伯都从相互关系出发探寻间性，而朱利安更加注重从他者出发，通过文化思想之间的交互，在交流空间之中挖掘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从而反思和解构自身。朱利安以间距区分过往研究的“认同”与“差异”，差异更加偏重静态的区分，基于预设的认同，通过暗示差异、制造差异和寻求认同观照自我[15]；与之相反，间距则意味着具有生产力的解放、制造。间距的原则和需求并非寻求认同，而是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开拓和探索交流和孕育的空间，开拓文化多元性[16]。

　　中西之间并非对立和非此即彼，而是通过“打扰归位”，促使双方进行面对面的反思，凸显各自丰富的文化思想和文化资源，逾越他者性反思自身，避免带有意识形态成见的认知[17]。虽然朱利安的文化间性理论强调间距中的彼此映照，而非比较，但跨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比较必不可少，朱利安本人也在欧洲哲学和中国思想中跳转。由于其比较的目的并非同一性的认同，有学者也将朱利安的方法叫作“不比较的比较”，将其目标称为“绕路而返”[18]。文化间距理论虽然通过“绕路而返”的方式进行判断，但学界也产生了对其伦理价值的批判，认为社会建立真善美的文化“认同”是必要的，而朱利安则缺失了对价值的规范[19]。也有学者认为朱利安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未融入文化间传播的具体情景[20]，难以融入具体研究[21]，尚无法适应混杂现代性的世界体系[22]，因此需要赋予文化间距价值尺度，将其杂糅到复杂的文化间传播实践之中进行再探索。

　　主流媒体为实现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首先需要了解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定位。受到文化构建的影响，中华文化“因为熟知而未知”，以国际视野拓展空间连接并了解其他文明，在学习和比较中认识自身，推动文化的自我完善。对于他者文化，主流媒体通过新平台和新技术真实再现外部世界，创新传播内容，拓展与个人、企业、社会组织、政府等多元主体的虚实连接，从而实现文化从比较到对话的过程。在处理自我和他者文化的交往过程中，以间距思维处理文化多样性，规避文化同一性带来的自我投射[29]，借鉴不同文化背景下多元主体的视角，寻找自身文化普遍性内涵的同时与他者文化形成价值共识，在动态的文化交融中实现文明互构，创造世界文明的新线.价值共通作为目的：间距的意义

　　近年来，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实践中不断推进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中华文化故事作为价值观的柔性表达，成为新型主流媒体传播的重要抓手。文化传播符合当今国际受众的文化感知和审美体验，传播中华艺术、美食、医药、节日等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深入挖掘历史资源和文化故事并制作融媒体产品进行全平台推广，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丰富多元的文化内容要求主流媒体构建形成多层级的软实力资源体系，需要挖掘和融合富有审美体验、思维情感、思想理念的文化资源，以此为基础追求“共通”。中华文化按照传播层次可以分成实用性文化，如汉语、茶叶等；艺术性文化，如诗书、曲艺等；思想性文化，如中国哲学和中国价值等。其中，实用性文化和艺术性文化作为文化符号在产品推广和媒介传播中运用得更加广泛，而精神思想的深入挖掘和国际推广仍有空间[35]。为打破相对刻板单调和自说自话的传播，除经典软实力文化资源的现代演绎之外，也要挖掘相对冷门生涩的资源，并进行跨学科、多维度演绎。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整合全球数十家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宋代人物画、山水花鸟画，在新技术赋能下“让文物活起来”，于2022年和2023年连续两季推出《千年调·宋代人物》和《千年调·宋代山水花鸟》数字特展，再现宋人生活方式、服装形制，同时，表现了宋人寄情山水的理想世界，以及追求和谐、崇尚自然、尊重生命的生活理念，从色彩、声音、形态等“内在感官”的审美连接打开共通的空间，以题材创新、技术表现创新等突出优势获得多项国内外大奖，得到国内外同行和观众、网民的认可、欢迎，是近年来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创新范例。将中华民族“尚公”的集体观、“贵和”的发展观、“思辨”的文化观、“重礼”的道义观等精神思想的自我表达[36]，转化为可以被他者所理解、为国际受众所认知的文化故事，需要艺术化的演绎和产品化推广，揭示彼此的共通之处。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文化资源通过再现、重构和转化，形成了文化资源到文化产品和文化资本的商业化[39]，文化的产业化不仅贡献了短期的经济价值，更能够产生长期的、可持续的文化影响力。技术赋能文化产品创新与国际交往场域扩展，为文化触达更多平台、多元受众、更远距离以及文化间的交流互鉴提供场域，为文化打开间距、焕发生机创造契机。主流媒体的文化专题融媒体产品通过传统文化与数字化、智能化新技术的结合，运用至文化产品的还原修复以及图片、视频、音频等方式的呈现，2D动画、3D建模、H5、VR/AR视频、互动游戏、数字虚拟人、直播等形式增强文化的可视化效果和互动感受，满足观众沉浸式、现场感、交互式体验需求，实现文化的新时代表达。《只此青绿——舞绘〈千里江山图〉》运用XR、全息扫描和4K实时渲染技术还原《千里江山图》的艺术效果和整体意境[40]，平台多元化传播及全球巡演制造了文化间的相遇，促进了文化交往。新型主流媒体加强平台建设，建立中央厨房新闻生产机制，打造CGTN、China Radio、People’s Daily、XINHUA NEWS、China Daily立体传播体系，在Facebook、X、YouTube、TikTok等海外平台账号投放适配不同平台的短视频、图文内容，实现各终端之间的跨屏互动和推送，依托算法技术对于用户画像和行为偏好的采集，精准传播文化故事增强观众的文化感知。《与象同行》以慢直播的形式记录了云南野象南归的过程，同时分解为短视频进行平台话题营销，全景化和轻量化的产品融合式传播推广方式引起海内外舆论关注与关于生态保护的对话。

　　与此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人们获取信息、生产信息的方式。新华社牵头制定机器生产内容（MGC）的分类标准，区分人生产内容、机器辅助审核、机器辅助加工、机器有条件自动生产内容、机器高度自动生产内容、机器完全自动生产内容，实现机器作为生产主体参与信息采集、加工、审核的生产环节[41]。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间好时节》运用AIGC技术和“5G+4K/8K+AI”战略，通过科技和艺术的融合加强节气文化的美学演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央视听媒体大模型”，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用于图像、人物、视频、动效生成，进行美术设计和成片，应用于《千秋诗颂》诗词节目的创作[42]。《千秋诗颂》是中国首部文生视频AI系列动画片，其德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版本在总台CGTN上线发布并同步在德国、意大利、巴西等国10余家主流媒体播出。

　　从文化符号的角度看，间距带来吸引力，可以针对不同地域、不同群体打开间距；而从受众情感的角度看，共通引发全人类的共情感知。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不能自说自话，需要避免交流过程中自身预设标签。在数字化时代实现你与我的真实交流，则需要构建跨时空、多层次、共通性的话语，建立认知共情、情感共情到行为共情的路径，从信息传播转变到多元对线]，以满足世界各地、多元受众的文化需求。传播的过程需要符合受众认知水平，做“重输入，浅输出”的内容呈现，即使是厚重的历史题材也要进行轻量化的浸润式产出。如关于三星堆的国际传播中，通过《三星堆点睛计划》的孩童绘画以及《我怎么这么好看（三星堆文物版）》的歌曲改编等轻量化作品，实现短视频预热；并延伸至“幻彩三星堆”纪实性活动，为受众沉浸体验古老文明提供场域；对于希望深入了解三星堆缘起、考古挖掘、文物细节等内容的受众，也提供了三星堆博物馆云展馆等新媒体产品[44]。同样的作品也可以针对多层次的受众，实现对不同群体的精准传播，如同样的雕塑艺术，受众既可以认知到中国艺术之美、美学的发展，也可以挖掘到中华文明历史源流，同时进行更加深入的建筑学解读。多样化产品满足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认知需求，让文化传播更加春风化雨、抵达观众内心，实现文化“间谈”。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在挖掘共同价值、进行共情叙事的同时，也需要实现精准化、在地化、分众化传播。选取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桥接社群，以及具有较强传播能力、较高交往意愿的群体，与高层人士、文化专家、各领域名人、文化机构工作者等对话，实现从意见领袖到子群体的精准传播，强化与外国企业、社会组织机构、网红、“自媒体”等主体的合作，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内容需求。同时将想象的“国际”概念拆分成具体区域、具体国家，基于对目标地区特色和受众偏好的调研，优化叙事内容、呈现风格、媒介使用偏好等要素，进行文化内容的再生产，实现“一国一策”“一国多策”的“面对面”区域化传播。

　　文化间距打开了熟悉与陌生、特殊与普遍之间的意义生长和流动，为彼此的相遇和双方交往提供了新的场域，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文化间相互进入的过程，不仅实现了中国故事更加通达的传播，还完成了中华文明的自我审视和重构。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实现双向和多向交流，共同展示人类丰富多元的文化，正是文化交流互鉴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文化是民族血脉和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传播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对于继承发扬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共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华文化传播过程中，如何把握文化传统基因与时代表达、文化传播道与术的“间距”，并借助新型主流媒体实现文化资源挖掘、技术创新与精准化、在地化、分众化传播的创新，从而制造相遇、扩大“我与你”之间的交往场域，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是值得不断讨论和反思的话题。中华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多向和动态的交往中交融再生，推动中华文明的多元化发展，打破霸权主义与零和博弈，以平等、开放、包容的态度促进世界文明的繁荣和发展。